固定收益 | 低利率重塑债市:从投资到融资



低利率时期,债券投资,债券融资
当前债券市场处于低利率震荡期,投资收益空间显著收窄。与此同时,债券的融资功能在境内市场被低估。商业银行亟需突破“信贷扩张乏力便倚重债券投资”的被动模式,转向“投资与融资并重”的协同运用视角,以应对低利率挑战并挖掘新增长点。本文建立可进行跨国比较的低利率阶段统一划分标准,重点分析美国、日本及欧洲主要经济体在不同低利率子阶段中,债券投资与融资行为的差异及其动态转换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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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低利率震荡与上行阶段后融资属性显著增强。结合各国金融结构特征选取差异化融资指标分析美、日、欧洲经济体的融资行为,可发现鲜明的国别阶段特征: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,低利率下行阶段投资级公司债发行放量,转入震荡阶段后高收益公司债融资进一步扩张,呈现出较投资级主体更强的条件依赖性与滞后性;日本依托境内低成本资金推动海外日元贷款规模持续攀升,三大商业银行境外贷款占比显著提升,公司债发行放量集中于低利率下行末期及震荡阶段,利率持续下行期发行则趋于放缓;德法以间接融资为主,低利率初期贷款投放占银行资产比重上升,长期企业贷款余额整体保持扩张态势。
从整体规律来看,低利率下行后期及震荡阶段往往伴随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放量,低利率利率上行阶段并未直接抑制债券融资规模,仅当利率进一步上升彻底走出低利率环境后,债券融资才会显著收缩。同时各国普遍存在“利率阈值效应”,利率降至特定临界值以下将显著推动融资规模扩张,且阈值水平存在国别差异,美日阈值约为1%-1.5%,德法因信贷持续扩张阈值相对较高,约为1.5%-2%。此外,各国均存在“利率先行、融资后行”的传导机制,滞后相关性分析显示从美、日、德三国低利率环境下信用债发行放量的时间规律来看,美国步入低利率阶段后,公司债发行约0.8-1.5年即迎来放量,日本耗时约5-6年、德国则约1.8-2年迎来信用债融资放量,三者放量耗时的中位数约1.8-2年。考虑到中国情况可能介于美日德之间,据此推算,中国步入低利率阶段后,1.5-5年期间或将迎来信用债发行放量的窗口期。
当前,中国已进入低利率阶段,但利率快速下行阶段已告一段落,后续更有可能进入低利率震荡或上行阶段。基于上述判断:
一、降低盈利对境内债券投资的依赖,积极拓展海外债券配置:鉴于低利率震荡与上行阶段债券投资属性减弱、收益收窄,商业银行可参考欧美日银行业资产配置经验,减少对境内债券投资的盈利依赖,逐步提升海外债券配置比例,优化投资结构。
二、重视熊猫债的发行与承销机遇,配合人民币国际化战略,聚焦重点潜在发行人:依托国内支持熊猫债发展的相关政策,商业银行重点挖掘已多次发行武士债但尚未涉足熊猫债的国际银行、A级以下主权政府等潜在发行主体。欧洲通过创立欧元统一了各成员国货币,构建了规模大、流动性强的统一债券市场,并借助比美国更快的利率下行速度,形成了显著的融资成本优势,吸引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发行主体,从而有力推动了欧元的国际化(Chinn & Frankel, 2008)。
三、积极拓展境外贷款业务:借鉴与中国融资结构、净息差承压情况相近的日本银行业经验,依托中国境外人民币贷款已形成的良好发展基础,商业银行主动拓展境外贷款业务,拓宽利息收入来源;该业务与熊猫债发行可共同强化债券市场融资功能,提升人民币国际吸引力,助力人民币国际化。我国境外人民币贷款仍有约2-3万亿元的拓展空间,其在新增人民币贷款中的占比有望提升至6%-8%。
四、巩固工业类信用债基本盘,重点把握科创债结构性机遇:借助低利率震荡及上行阶段利于信用债发行扩容的市场环境,商业银行在巩固工业类信用债基本盘的同时,依托科创债相关政策支持,一方面聚焦企业存量高息债务置换需求,助力企业优化债务结构、降低财务成本;另一方面挖掘科技企业技术升级、产能扩张带来的新增融资需求,提供全周期承销服务。
五、前瞻性布局科技企业债券机遇,探索跨境融资方案:参考国际科技巨头融资规律,商业银行主动对接优质科技企业发债需求,提前介入其融资计划并提供全方位发行与承销服务;同时积极探索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对接的跨境融资方案,为企业提供多元币种、低成本融资选择,同步拓展离岸人民币债券承销与投资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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